北京文物“摸家底”:唤醒沉睡的宝贝

今年伊始,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传来消息,2023年将筹备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。

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,“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计划用3到4年的时间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、分布、特征、保存现状、环境状况等情况,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总目录,为系统廓清我国文物资源家底、准确判断文物保护形势、科学制定文物保护政策提供依据。”

截至目前,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,全国共进行了三次文物普查和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。

“前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针对不可移动文物,而可移动文物的普查是从2012年开始的。”原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王玉伟解释。资料显示,文物可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,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、石窟寺、石刻、壁画、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;可移动文物指的是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、艺术品、文献、手稿、图书资料等。

去年8月,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陈名杰出席2022新京报贝壳财经夏季峰会时表示,“北京作为世界著名古都,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和860多年建都史,7处世界文化遗产,3840处不可移动文物,还有501万件(套)文物藏品。这些丰富的文物资源,就是讲好文物故事的最好素材。”

简短几个数字,凝聚着几代文物普查人员的成果。对于北京这样一座千年古都来说,文物普查可是一件大事,难度可想而知。

“北京的文物有几个特点:数量多、等级高和覆盖面广。无论从文物总数还是珍贵文物的数量来看,北京都属于全国领先。”北京博物馆学会秘书长哈骏说,“就我自己而言,能够经历一次全过程的可移动文物普查,感到十分幸运,因为有机会接触如此多精美珍贵的文物,几乎每一个大型博物馆的库房我都去过,特别幸福,能学习很多东西。”

2012年底,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,北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正式启动。“当时,市里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和支持,成立了工作专班,累计投入近九千万元,采取了社会招标的方式,最终中国文物信息咨询公司中标,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实施。”当时的哈骏,是这项工作的责任处室负责人。

“招标结束后,工作人员就进入了非常紧张的工作中。由于数据量巨大,需要梳理清洗,任务异常繁重。第一次摸底,我们把朝阳区作为试点,发出了五六千张调查问卷,得到的反馈是一些中央单位、大型博物馆、企业都有文物藏品,最终锁定了文物收藏量较大的200多家重点单位,作为此次普查的重点对象。”

哈骏表示,普查过程中,最辛苦的时候是数据汇总。“5年前网络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,有时传一组数据可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。数据来了,工作组人员就要加班加点清洗入库,还要做细致烦琐的检查工作。在公布普查数据前,甚至连续工作24个小时,确保向社会公布的数据准确。”

经过近4年的摸底,北京晒出了亮眼的成绩:新发现、新认定文物藏品总数2884873件(套),其中文博系统内新发现有1947767件。北京藏的珍贵文物数、新认定文物藏品数均位列全国第一。

一些亮点文物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,如故宫博物院发现22463件殷墟甲骨,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药材、昆虫也分别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和国家动物馆被找到。同时,北京还发现了34件《兰亭序》拓本。

哈骏表示,尽管这些新发现的文物让人欣喜,但并非毫无心理准备。“在普查之前,我们也大致了解到,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曾经对马王堆出土的医书进行过解读,在调查走访时,了解到屠呦呦在研究青蒿素的过程中,参考了马王堆汉墓医书里关于青蒿素使用的记载,进一步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。”

相比之下,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要早得多。20世纪50年代起,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开始,那时普查规模小,不规范,没有留下统计数据。2007年至2011年,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,全国开展了第三次文物普查。那时,北京正值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,文物普查面临许多新的挑战。

“一方面,我们要对过去已经列入的文物进行复核,数据规模大;另一方面,文物保护单位的变化也很大,有消失了的,也有拆改、迁移等情况。”时任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的王玉伟说。

数据显示,“三普”中,北京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840处,其中古建筑数量最多,达到1556处,其他还有古遗址、古墓葬、石窟寺及石刻、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。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219处,复查不可移动文物2621处。

普查过程中,首钢旧址、茅台酒厂、长春一汽制造厂等工业旧址都被登记在案,引发广泛关注。王玉伟介绍,工业遗产、近现代建筑此前也有,但很少。“相比之前,‘三普’的范围和类别都有了很大扩充,基本‘拉开网了’,向着全面保护的方向前进。”

时任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办公室副主任的刘小和表示:“首钢旧址年代比较久远,其保存下来的锅炉等设备,代表了当时那个年代中国最好的钢铁冶炼技术,所以应该加以保护。与其等这些遗址濒临毁坏或消失后受重视,还不如现在就保护起来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,从2006年4月开始,北京市历时两年多,途经35个乡镇、143个行政村,最终完成了明长城北京段的调查测量工作,共调查长城敌台1510座、烽火台165座。为此次文物普查奠定了基础,也为此后的长城总体保护提供了数据支撑。

“大家有时双休日也在工作,整理资料到很晚,加班是常态。有时还要下到属地,身处荒郊野外,当天根本回不来。”时隔十余年,王玉伟还能回忆起当时的细节。

“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,远郊区难点是地形复杂,点比较分散;近郊区的难度是管理单位比较复杂,涉及中央单位、机关学校、部队、工厂等。”王玉伟表示,为了顺利完成普查,常常要和不同的单位打交道。

“一些部队属于保密单位,既要符合人家的规定,又要达到普查的要求,这就需要做大量的沟通、协调工作;有些文物属于个人,你跑到人家家里去调查,要和人家沟通好,讲清文物普查的意义。”他说。

哈骏同样表示,沟通是前期的主要工作。“因为是第一次进行可移动文物普查,不知道文物的分布情况,只能采取‘广撒网、重点收获’的方式,我们几乎把每个街道乡镇以上的单位都筛了一遍。”

“有些单位你不知道人家有没有(文物),只能靠上报,一些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都不清楚自家有没有,上报起来就很困难。我们要耐心细致地跟人家解释,争取对方最大的支持,才能如期完成工作。”哈骏说。

在大量走访、调查中,王玉伟认识到,有时光讲生硬的政策不行,还要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,帮助别人解决实际困难。

“比如,有些老房子要修,你告诉人家要按照文物的标准来修,什么都不能动,但人家没那么多钱,这都是实际问题。政府部门能解决的,我们都尽量去帮助,实在承担不起的,列入计划给予支持,还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,比如帮助对方解决‘漏雨’问题。”他说。

王玉伟深刻体会到,文物保护中,宣传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。如果这个工作做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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